三同理论创立者
我并不是从抽象理论开始进入这个问题的。我是在现实中一次次看见：技术正在改变世界，但制度并没有跟上。
2018年春天，上海，Siri把"醉白池公园"听成了"最白痴公园"。醉白池是一座历史名园，名字源自对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追慕；而在Siri的语音识别里，"醉白池"和"最白痴"音近到无法区分。那个小小的错误让我停住了几秒钟——假如有一天，AI的错误不只是听错一个地名怎么办？
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，开始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公共对话。这些年我在美篇的文章累计阅读量超过两百万人次。我摸了摸时代的脉搏，发现焦虑是共通的，但我们还缺少一套可以共同讨论智能文明的语言。
我在学界、工商界工作了四十年，横跨医学、科研、贸易、制造、投资诸多行业。在漫长的工作实践中，我清楚地意识到：任何行业的深层矛盾，最终都是制度问题；而AI正在让这些制度问题变得更加紧迫，也更加难以回避。
这段横跨医学、跨国贸易、数字基础设施与医疗健康的四十年一线经验，构成了三同理论区别于纯学院派思考的根本底色：它来自对制度如何在现实中失效与再生的亲身观察，而非对既有理论的演绎推论。
2022年，被封控困在上海家中的几个月，成为我系统整理这些年碎片思考的契机。我大量阅读，重读经典，第一次非常明确地意识到：人工智能不是一项新工具，而是一种正在重写权力结构与资源占有方式的"结构性技术"。
于是有了《智能文明的三同原则》，以及随后展开的三同书系。